展良老師來訪記錄
以原始史料為準，最原始的與非最原始的差別，可能有所牴觸。在資料上都有改過。
淮水是傳統南北的分界
但宋人是有很清楚的概念，就是可能是五代的哪個地方的人才，因統治者不同而也不同的
人才。諸如西崑體與南唐有關，講經講古文自北方來；講文學自南方出。
一開始講古文的都是北方人，後來才有歐陽修來繼承之。南北學術之別有不同處，我們聽
到的這些人因為才氣大，所以它們有些超越，但差異仍是很大的，地域觀念的重視，亦或
者如家族等等。這種關係到很民國都還是一清二楚，集體性政治。
有人有經濟的關係，新法有利於南不利於北
南方未分，原因在何？宋朝起於北方政治力量原在此，南方屬後起，所以要爭取地位，所
以不會有較大的分歧，尤其以南唐為主。盛稱江南，所謂江南是在兩浙之地，與南唐有密
切關係。
東南與四川的人才基本上是比較多的。荊湖一帶的開發狀況並沒有很好神宗時期都還在往
那個地方發展，章惇主導，因而建立起自己的聲望。
中國政治的本質，本身具備有強烈政教一體概念，教在西周時期是天命之問題，家國天下
同構，接受禮樂做為政治之安頓，靠著共主與封建結構，政治與社會結構、宗教、天命的
統一性，不需要特別突出道德性。讀經學就可以看出這點。那時代本來就是這樣。秦漢以
降，國家的正統性與安頓之力在甚麼地方，在沒有封建一體結構之後，有兩截的狀態，國
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是很大的問題，延續到董仲舒終於定調，雖然後面有爭議可是大抵在此
。
宋人覺得如果大家相漢初一樣過日子，本來是一種與民休息，後來迴向三代，各家都在言
道，道在何處？從人之性命到國家社會，如何言之？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但用了誰的
意見結果會不同。以子學之態講經學，所以有一種紛爭之感。講法為何跟帶不帶的動人心
有關。就如同歐陽修的態度轉變就是一個例子。牽涉到政教構造的特質，真要有所為之時
，宋朝在當時局面下不得不有這個問題。(劉子健也在談這個問題)
錢穆與老師之影響。
錢先生對老師的影響極深，聽了十年的課(大一開始)，也有部分因素而轉系。錢賓四的學
術與如今的史學是不同於如今的學術，可以說是儒學，是經學而史學化的儒學，轉到清末
的時候有了變化，以康有為等人所說的是經學，任公恰恰是遇上了這個轉折，賓四先生也
受這個影響很深。他們所要問的是命脈為何？過去與未來如何發展而成，背後是經學的因
素在影響，三代的根基，成為一種後代的基礎，似乎也沒有超越三代的典範，自是命脈所
在。已經不可以抱著三代在講了，透過史學研究來了解命脈為何，生計與未來如何的說？
大哉問的問題。背後沒有這樣的問題寫不出這樣的東西。雖說有通史的著作，但是兩者有
所不同，基本上是希望了解每一個文化，舊文化史看重的上層政治文化影響，西方人的解
釋是利用他們的科學理性，進行分析。大抵來說華人絕少有能力寫這個東西柳怡徵《中國
文化史》也有類似之處，但錢先生的關注點有不同之處，對於欣賞的人而言有一股生命力
量，不完全是跳出來的理性分析，又有進去情境裡面去體會問題，乃至於自身是文化體之
延續，關鍵的人與事之感受，用其眼睛來看與體會。深受儒學影響，重視當時意見，亦有
自己時代的反省，透過這樣的儒學來進入儒學命脈。我們如今所用的問題與那樣命脈不同
，可說是一種分店而已，當中的小夥計XD。做東西會越來越瑣碎，專家有專家的好處，也
可以補國史大綱的內容，也有客觀理性的一面。華人基本上缺乏組織能力，某種方面來說
西方哲學的能力建構出了他們的史學，具有理性，最後發現理性與敘事都要結合。
如今的學風是歐美的糟粕，我們跟人家走。錢賓四先生自非如此，所以門徑拓展，在能納
入的範圍之中納入了很多東西(注莊子、納禪宗)，對自己而言是一種人生的學問，這一切
是在探索人生到底該怎麼樣子活？人活在世界之中，不可能不去認識人世，內有人性之探
索(文學藝術等等)外而探索人類之歷史經驗，以成太史公之學問類型，沒有一種「史學家
的概念」，太史公是續春秋漢朝該怎麼辦，從三代以來之事看漢代的發展。錢先生友宋學
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需注意這個點。所以這是錢賓四先生可謂「最後一個儒者」這當然
也未必，
余先生說過錢先生，所出的學術著作都有一一讀過，以傳統為體，現代學術影響，開拓出
這樣的風貌。如今早就沒甚麼人這樣講了，如今講白一點是附庸的現象，文化與學術附庸
，雖說非錯誤之事，除非是「神」。各個民族的有自己解決的問題，就算他們有好的地方
，畢竟不是為我們而設。第二點，我們的文明是跟西方文明是兩個不同的體系，所以今日
人文學問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只是一種附庸，大家都「一江春水向西流」。所以要復興錢
先生這樣的學問是一種重要之處，我們不懂古人，首先是古代的士人。經史子集沒有好好
的體會是沒辦法懂，我們離它們太遙遠了…。不道地的高度西化…。離西方命脈很遠又離
古人很遠，精讀經史子集的重要性，四書五經、史漢的功夫。子部跟哲學是兩回事，文集
又少念。錢先生的學問不傳自然不怪，沒下過這番大功夫是難以有所解的。
我們今日的作法，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果，要遇上轉變是要人們在重新思索過這樣的
課題，重新找回命脈的課題快要來臨，但這不是我們的學校學術能夠處理，大體上來說，
錢賓四先生與孔子是有所繼承的。
錢先生的綱目體是可以學的，可以以此寫論文基礎，以國學概要為例，或以國史大綱為例
，每一個綱下面有目，劉師培、柳怡徵都有這樣的現象，國史大綱是一種舊式學者要講新
式的學術的作法。
我們都會講求建構解釋，但是常有危險之處，仍是離古人太遠，華人論證思辨問題能力是
很鬆散跳躍。西方人是一種環境的訓練。邏輯的建構，基礎底子打不過來就會有問題。學
拉丁文，可以了解西方人是怎麼回事，英文的case很少，拉丁文分六個case。會清楚的分
化出各個位格，葡、西、法、義的語言從拉丁文演變出來，當我們學習這樣的語言之後，
就可以明白中文與西文的不同。所以我們在談其論述的時候都只能知其皮毛，不知道深層
之所差異，所以只能當附庸…。
綱目體的建構比較不會出問題，至少這點可以立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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